2025年6月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（国家反垄断局）发布的《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（2024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年度报告》）释放出重要信号：在汽车产业加速迈向智能化、电动化的关键阶段，监管部门正通过更具前瞻性的执法逻辑重塑行业秩序。
透过这份《年度报告》，既可清晰观察到政策与监管重心的调整轨迹，也能捕捉到汽车行业在结构层级、经营行为、资源配置与合规理念上的深层变化。
相较于过去“抓典型、罚大案”的单点执法方式，2024年的执法实践展现出明显的转型趋势——由“事后处罚”走向“事前预防”，而汽车领域正是这一趋势的重点试验场。
首当其冲的是政策姿态的变化。2024年初，市场监管总局首次集中向部分品牌车企的经销体系发出《提醒敦促函》，指出其在经销管理中存在的垄断风险，并要求强化合规管理、自查整改。这是国内反垄断监管体系首次以正式文件形式对汽车销售环节发出“预警信号”，被业内广泛解读为“由点及面”的风险治理升级。
与此同时，监管逻辑正向系统性治理迈进。2024年，全国共新立案垄断协议案件17件，涉及78家企业和1家行业协会，累计罚没金额超过1110万元。在品牌跨区域经营日益普遍、管控链条不断延伸的背景下，监管目标也从“查违规”转向“降低系统性风险”。

检测行业成治理样板
机动车检测历来是汽车消费后服务体系的刚需环节，但在实际运行中，该领域长期长期处于信息不对称、准入受限的状态，成为价格协同行为高发区域。
《年度报告》显示，2024年，湖南、天津、贵州三地共查处46家机动车检测机构参与垄断协议的违法行为。以天津市为例，2023年8月，当地10家检测公司签署《自律合作保障条款》，约定小型蓝牌车辆检测价格不低于150元/辆，同时设立“公用账户”按比例分配检测收入。这一组织性涨价行为被认定违反《反垄断法》第十七条，监管部门于2024年10月依法作出总计67.51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从定价协议到利润再分配机制，这些“联盟”表现出较高程度的组织化与制度化特征，并非偶发的市场串谋。因此，监管工作不仅要“查违规者”，更需“破合作圈”——破除信息垄断、打破区域壁垒、推动价格公开透明机制建设。
更为关键的是，这类案件的治理成效已开始惠及终端用户。部分地区车辆检测价格下降20%以上，预约等待时间也显著缩短。
反垄断由此不仅作为治理工具，更开始体现其作为民生政策的外延价值，其成效正在向公平市场与公共利益两个方向扩散。

经销合规红线收紧
相比检测行业“低值高频”的违法特征，品牌车企在经销体系中所面临的合规风险更多表现为“高管控下的隐性限制”。
《年度报告》披露，2024年1月，市场监管总局正式约谈捷豹路虎、奥迪、大众、宝马、奔驰五家在华合资及进口品牌，要求其就价格设定、渠道划分和销售激励机制等方面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自查，并强化合规管理。
尽管此次行为未直接进入行政处罚程序，但其象征意义不容忽视。长期以来，品牌方通过“建议零售价”“区域封锁”“返利结构”等方式影响销售定价与流通分布，削弱了经销商的独立议价能力，实质上干预了市场竞争的正常运行。
在电动车快速替代、传统车型库存高企的背景下，若仍沿用“压库+控价”策略，不仅将进一步加剧价格竞争，还可能触碰《反垄断法》中对“纵向垄断协议”的禁止性条款。
未来，经销体系有望向更加透明、数字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。例如，一些新兴品牌采用直营与授权并行模式，结合C2M（用户直连制造）方式缩减渠道层级、提升用户触达效率，也为传统品牌合规转型提供了现实路径。

并购审查集中化趋势增强
2024年，汽车制造业成为制造领域并购审查最集中的子行业。全年制造业并购案件共213件，其中汽车制造达31件，占比近15%。
这一高密度集中背后，是车企在“新三化”（电动化、智能化、网联化）背景下，对技术、数据与渠道控制力的全面争夺，并购成为核心工具。
《年度报告》指出，监管将继续鼓励合理整合、支持做强做优，但对涉及关键市场份额、可能形成垄断格局的并购案，将保持高度警惕。
这也意味着，在智能驾驶、芯片、动力电池等关键领域的并购行为，若影响市场结构或限制竞争，将面临更严格的审查和更高的信息披露门槛。
对于企业而言，单纯以资本获取控制权的路径将被限制，合规基础上的“平台协同”“共同控制”等合作模式将成为更可行选择。例如，交叉持股、联合研发等机制，既符合监管要求，也能实现多方共赢。

充换电寡头化风险预警敲响
《年度报告》中特别针对充换电基础设施行业发布了竞争评估意见，指出部分区域性平台已出现寡头倾向，表现为价格趋同、接口封闭和账户壁垒等问题，可能危及电动汽车生态的开放性与多样性。
这一预警信号源于近年来国家与地方政府持续推动充电桩“新基建”布局，以及多轮财政补贴政策带动的市场集中发展。然而，在快速扩张背后，平台之间标准不统一、互联互通机制缺失问题日益突出，不同平台间的接口兼容性差、账户互通性弱，用户切换成本显著提升，限制了行业整体竞争活力。
监管关注重点也由“数量增长”转向“平台开放”。这不仅影响终端消费者体验，也决定车企服务生态的延展能力。
预期未来，平台运营商将面临更明确的制度约束与透明要求，例如推动开放接口协议、强化跨平台兼容机制、规范数据上传义务等，成为反垄断治理在基建环节的关键方向。
注：本文首发于《汽车纵横》杂志2025年7月刊